31岁考上进士的哈锐,在京为官12年,后又在蜀任知县7年,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变革——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。作为清政府固有忠君思想的一名官员,虽没有直接参与这两次运动,但他的内心却受到极大震撼。

　　民国元年(1912年),当末代皇帝尚未走出紫禁宫时,哈锐已辞去四川任上的官职,携眷东下,寓居重庆。当他目睹了四川工业的飞速发展,又细读了孙中山的“实业计划”和张謇弃官办实业的业绩,心中似升起了一盏明灯。孙中山对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,在经济发展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,抱着热烈的希望和宏远的理想,并亲手制定了一个使中国工农业现代化的宏大的理想设计方案。哈锐被这个方案激动着,不管这个方案实施起来得多长时日,他坚信如张謇所言:“救穷之法惟实业,致富之法亦为实业”,“振兴实业需由士人倡率”,这确实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。便萌发了何不以张謇为榜样,回乡创办实业的念头。恰在此时,与在渝经商的胡中林、王鼎三相遇,便将此想法说于二人,三人不谋而合,遂达成为家乡创办实业的共识。在新旧变革的时代,干一件变革的振奋人心的事业,让三位秦州汉子兴奋不已。他们商定,由胡中林考虑提出开发项目,再进一步具体商量开办细节。

　　现在,当我们看到“工业——富民之要”、“工业——强市之基”这些稔熟的词汇时,却并不了解中国和当地工业兴起的艰难历程。回味这些业已过去的历史,对当今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提示与启发吗?我不敢有此奢想,但总想在回顾中有所品味。